□本报记者于国鹏
著名学者、作家冯骥才先生今年迎来80岁生日。11月5日至6日，一场特别的文化活动“八十个春天——冯骥才与天津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，祝贺他意气风发步入“80后”行列。
根据天津大学 冯骥才先生还是一位卓有造诣的画家。他画画可不是玩儿票性质，而是有根基也有成就。他7岁起就跟随名家学画，因为本就喜欢再加上名家点拨，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。后来，因为身高1.92米，他被选入专业篮球队打篮球。因伤退役后，他重拾画笔，从此再没放下。22岁时，他还曾被调到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，教授中国画和文艺理论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出版的《俗世奇人：手绘珍藏本》，收录了冯骥才先生30年来创作《俗世奇人》过程中保留的珍贵草稿、画稿。正因其兼通文学创作与绘画，所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“独门秘笈”：“有时文学的联想从图像开始，有时图像的联想从文学开始，这是我的一个独特操作。”
如果说，文学创作与绘画的融合之道给冯骥才先生的创作带来诸多助益，并赋予他的文和画与众不同的特色，那么对于地域文化、民间文化的 这种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，首先来自家乡的哺育，来自家乡文化的滋养。冯骥才先生的故乡是天津，他在这里出生、成长、求学、恋爱、走上新时期文坛，并展开在更多领域的探索与研究。他通过自己的作品，描述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时光与记忆。冯骥才说：“我的4部长篇写的都是天津，我的来部中短篇写的也是天津。”正是出于对家乡和家乡文化的深情与热爱，冯骥才在天津发起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、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动。他说：“我还抢救、保护了很多天津的历史建筑、历史街区。”
对于冯骥才在这一领域的成果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在新著《学高为师》中，专列一章进行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，书中写道：“早在20世纪90年代，冯骥才先生就发起了对天津市商业老街的抢救行动，并进一步将抢救和保护的范围拓展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相关领域。年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之前，冯骥才主持的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’已经全面启动。”
对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 可以说，正是这种民间文化滋养的文化情感与他的艺术才华相互激荡，不断激发他的创作灵感，不断催生脍炙人口的文艺佳作。这种文化情感如同一条虚实相间的彩线，把他那些散珠碎玉般的见闻与感悟串联起来，再经过他独具匠心的调度、摆布与编织，就串成了一件件五彩斑斓的艺术品。他说：“多年来，我为泰山写了许多文字，画了许多画”，“使众多关于泰山的散文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，如《挑山工》《进香》《泰山十八盘图题记》《泰山题刻记》《傲徕峰的启示》和一本《泰山挑山工纪事》。”在这些作品中，散文《挑山工》先后被选入高中、小学语文课本，让学生当作范文来学习;这篇散文，不仅写得风景优美，故事生动，人物鲜活，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，越品越有味道。
不断从民间文化、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，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所在。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，某一种文学题材能否不断创新发展，与其吸收、消化与利用民间文化、民间文学的能力密切相关。如果不能很好地从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，即使创新也往往是热闹一时，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，难有持久的魅力，难以成为“一代之文学”。著名文史研究专家周寅宾教授在探讨历史上的新体诗时认为，新体诗的成败，关键在于是否吸引民歌的养料和形式。当然，这里说的“新体诗”，需要进行一个界定。诗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。比如，春秋以前，四言诗是新体诗;战国末期，骚体诗是新体诗;东汉时代，五言诗是新兴的诗体;汉魏六朝，七言诗也是新兴的诗体……他总结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有这样一条规律：一些成功的新体诗都是源于民间。
周寅宾特别指出，在中国诗歌史上，也出现过另外一些诗体，它们或是昙花一现，迅速被历史所淘汰;或是无人问津，一直得不到广大读者的承认。据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记载，西汉初年，东方朔曾创造过八言诗。清沈德潜就曾评价：“然东方诗不传，而八言体后人亦无继之者。”又据宋代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记载，魏国末年的高贵乡公曹髦创造过九言诗。这种九言诗也没有流传……周寅宾说：“上述三言诗、六言诗、八言诗、九言诗以及‘三十字’诗体，它们的体裁句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，但它们为什么不能广泛流传呢?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诗体都不是起源于民间，不是在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。”
那么，现代诗呢?其实也是如此。年，我曾经采访过青年诗人老四。老四原名吴永强，是一名年出生的“80后”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。当时，他的诗集《自白书》正式入选省作协“文学鲁军新锐文丛”第四辑。他供职于一家杂志社，我们都是媒体同行。在采访中，我非常 老四的回答也很坦诚，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观点：“几次外出采访，直接给我提供了诗歌书写的思路。比如《秦岭道上》，那是年，我去重庆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。在渝东北的山间游荡，地域的差异性让人印象深刻。采访结束后，我们赶赴西安，乘飞机回济南。沿途看到风景的变化，忍不住写下这首诗。还有《青海辞——兼怀昌耀》，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长诗。那是年，去青海海北州采访山东对口支援工作。整个采访途中，我带着燎原的《昌耀评传》，前辈诗人在这里留下的足迹，给我提供了现实的参考。这首诗，写青海，也写昌耀，如果是单纯的旅游，估计写不好，深入采访，了解了山川背后的故事，才会将诗歌写好。”
歌谣文理，与世推移。无论什么时代，不管怎样推移，文艺创作终归还是不能缺了民间的烟火气。否则，生气就会被窒息，只不过或快或慢而已。
来源：大众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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